外國人眼中1978年的中國企業(yè)的景象
1978年的中國企業(yè)是一副怎樣的景象?也許我們從外國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點。
1978年7月28日的《華盛頓郵報》上,刊登了記者杰伊·馬修斯發(fā)表的一篇中國工廠觀察記。不知道通過怎樣的程序,他被破天荒地允許參觀桂林的一家國營工廠。從這一年的夏天開始,中國各地似乎放寬了海外記者采訪考察中國企業(yè)的審批。因而,在各家國際媒體上,人們讀到了多篇充滿陌生感的目擊記。在這篇題為《盡管宣布要對工廠進行改革,工作仍然松松垮垮》的報道中,馬修斯寫道:
同中國大多數工廠的情況一樣,桂林絲廠的工人看來并不是干勁十足的。就業(yè)保障、退休金保證以及其他一些好處促使中學畢業(yè)生拼命擠進工廠去工作。因此,許多人都擠進了本來就已經過多的工人行列。生產線上工人過多使工人長時間地閑著。當我走進一個車間的時候,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邊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。我一進去,她們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,然后交叉著雙手坐在那里,好奇地朝我張望。在我逗留的幾分鐘里,只有一個女工干了活,而沒有一個女工說得清楚她們的生產定額是多少。
中國工人把他們的工作看成是一種權利,而不是一種機會。工廠管理人員對于工人階級中的成員不敢壓制。在這種企業(yè)里,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襲的,當一名工人退休時,他或她可以送一個子女到這家工廠工作。桂林絲廠有2 500多名工人,從來沒有解雇過一個人。
這家工廠的革委會主任謝廣之(音)告訴記者,去年,全廠85%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資,對很多人來說,是10~20年來第一次增加工資。由于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資,所以這次加工資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。從今年開始,工廠開始對一些勞動好的工人給予少量的獎金,一季度的獎金不超過1.75美元。
最后,馬修斯斷言,“這種松松垮垮的工作態(tài)度,仍然是妨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(xiàn)現(xiàn)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”。
最具有戲劇性的企業(yè)考察出現(xiàn)在中國中部。一位日本記者在重慶煉鋼廠發(fā)現(xiàn)了一臺140多年前的機器。這家年產30萬噸原鋼的工廠,使用的機械設備全都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,其中,140多年前英國制造的蒸汽式軋鋼機竟然還在使用。那位記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他指著機器上的出廠標板問廠長,“這是不是把年代搞錯了?”廠長的回答是,“沒有錯,因為質量好,所以一直在用?!?
在1978年8月28日的《日本經濟新聞》上,該報駐北京記者岡田發(fā)表了一篇題為“中國的飛機老是停航”的觀察記:
中國正在發(fā)展國內的交通事業(yè),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。首先是時刻表不可信,在一角錢一份的中國民航時刻表上,就混雜著“幽靈班機”。例如,在時刻表第25頁上寫著每天有去哈爾濱的班機,早晨8點15分從北京起飛。但是,實際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沒有班機。我到窗口問是什么理由。回答是:“哎呀,這是什么原因呢?大概是從什么時候改了吧?!背松巷w機后又怎么樣呢?無法保證能按時飛到目的地。這次從北京去哈爾濱,起飛就晚了一個小時,在沈陽停留又單擱了四小時,好不容易到長春轉機,又宣布“因為哈爾濱在下雨,今天的班機取消”。只好在長春住了一夜,第二天竟還是“今天停航”。到了哈爾濱,我才知道原因,原來哈爾濱機場沒有水泥地面的跑道,飛機是在草原上咕嚕咕嚕地滑行。難怪一下雨,就必須得停航了。
同樣是在8月,一位名叫伊萊·布羅德的美國房屋建造商參觀了北京、廣州等五個城市,他對合眾國際社記者談到了對中國的觀感,“我看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不發(fā)達國家”?!爸袊擞灭ね梁偷静葑龃u,但也使用一部分預制混凝土板來建房。中國的住房是原始的,建成后的質量很粗糙,但非常講實用。往往一個兩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,從80歲的曾祖母到小孩?!蓖瑫r,伊萊·布羅德也感覺到了剛剛開始發(fā)生的變化:“我所到之處,他們都在換自來水管。一些新的工業(yè)區(qū)正開始建造,不過我沒有看到什么污染控制的措施?!?
《讀賣新聞》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也對中國企業(yè)的落后深為驚訝。這年6月,他參觀了上海的一家集成電路工廠,他寫道,“日本的集成電路工廠干凈得一點灰塵也沒有。相比之下,上海這家工廠簡直像是馬路工廠。工廠方面說,產品一多半不合格,賣不出去。”他還觀察到,長期的政治斗爭,學校停止招生,使得中國工廠的基礎人才極度空乏。他舉例說,上海內燃機研究所的31名技師,平均年齡是56歲。
在上海閔行的一間機電工廠中,松永看到了一條標語,“看誰先到達目標”。這家工廠開始對超額完成指標的工人實行獎勵,每月的獎金分成三元、五元和七元三個等級。松永問了一個問題,“有沒有送還獎金,仍然努力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人?”工廠負責人明確地回答,“沒有?!?
在經歷了這一些觀察之后,松永預言中國即將開始一場新的經濟革命。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評中,他直截了當地宣稱,“進入建國30年的中國今后的課題是,實行高速經濟增長政策,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大的經濟大國”。而中國正在采取的辦法則是,“在再度復職的鄧小平領導下,設法加強同外國—以西方發(fā)達的工業(yè)國家為中心—的經濟關系,在國內則推行講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線”。
松永試圖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觀察,“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,靠上海那家老工廠是不可能迅速實現(xiàn)現(xiàn)代化的,因此必須下決心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。近來,中國加強同外國的經濟關系的活動令人目瞪口呆。到今年9月為止,中國派出黨政領導人到31個國家訪問,并且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。而它們絕大多數是以前的敵人—西歐發(fā)達國家。不言而喻,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進先進技術。”
應該說松永的觀察是很精準的。1978年,除了主要領導人頻頻出訪之外,中國政府還做了一些動作,它們在當時似乎并沒有引發(fā)聯(lián)想,然而在后來的研究者眼中卻絕非巧合。這一年的7月3日,中國政府停止對越南的援助,13日又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援助,10月23日,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》正式生效,12月16日,中美發(fā)布建交聯(lián)合公報。
一疏一近,貌似毫不相干,其實卻不難看出內在的某種抉擇:擺脫意識形態(tài)的糾纏,以經濟發(fā)展為主軸,悄悄向發(fā)達國家靠攏的發(fā)展主導型戰(zhàn)略已經開始發(fā)酵。